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
自晚清时期“华北”一词出现后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，史学界对华北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其空间范围的界定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随着社会史、城市史、乡村史和区域史研究不断深化，学者从概念缘起、演变及其空间范围的界定等多方面，将华北概念研究引向深入，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概念的缘起在概念史研究中处于首要位置，关于华北概念的讨论也不例外。由于研究视角、研究手段和史料运用的不同，研究者的结论也存在分歧。罗澍伟较早关注华北概念的缘起，他在廓清“华北区域”的空间范围后指出：“一般认为，‘华北’二字出现于19世纪末，源于英语的‘North China’，虽可直译为‘北华’，但‘North China’有其固定的含义，即华北区域，绝不意味着可以代表‘北部中国’。”（罗澍伟：《谈谈近代的“华北区域”》，载江沛、王先明主编《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）随后，张利民也肯定了华北一词与“North China”的关联，他在检索电子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和解读首次发现的中文期刊《华北月报》后认为，“华北”一词在清代中叶以前并未成为人们认同且具有地域概念的名词，现代意义的“华北”一词最早出现于1891年，“经考证，现存资料中最早使用‘华北’一词的，是1891年北京的中文期刊——《华北月报》”（张利民：《“华北”考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6年第4期）。张利民的观点发表后获得颇多认同，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。姚焱超在检索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基础上，一方面认定“‘华北’一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880年代”，其最初含义极有可能就是中华帝国北部的意思；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具体的空间范围“尚难断定”，即并未确认当时出现的“华北”一词与具有现代意义的“华北”概念之间的关联性（姚焱超：《近代“华北”概念的传承演变与时代认知——以报刊资料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福建论坛》2020年第4期）。以上几位学者在讨论时段上多集中于近代，李大海、仲伟民、王正华等学者则将时段上延至清代和明清时期。李大海在考察清代“北五省”地理概念时认为，“华北”地理概念虽然有其出现、形成、传播和认同的演变过程，但“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‘北五省’概念的消亡，而且最终成为全社会接受认同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个领域广为使用的地理概念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”（李大海：《清代“北五省”地理概念考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9年第1期）。仲伟民和王正华通过梳理华北概念的衍化过程，明确指出：清代以前的古文献中并无现代意义的“华北”一词；总体而言，“华北”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使用；明清时期“北五省（北方五省）”等概念对理解华北概念的产生极其重要（仲伟民、王正华：《作为区域的“华北”：概念渊源及流变——兼析明清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“华北”》，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21年第1期）。总之，历史学者通过各自的梳理和研究，一方面肯定古代并无“华北”概念，现代意义的“华北”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；另一方面对“华北”一词出现的时间节点仍有不同认识。这里所谓华北概念的演变，系指现代意义的“华北”一词出现后所经历的“从模糊到清晰、从多义到一义”的过程。作为华北概念研究的题中之义，历史学者对此也展开了讨论。就管见所及，21世纪以来较早述及华北概念演变的学者有余子侠、宋恩荣、张利民等。其中，余子侠和宋恩荣在考察日本侵华时期的教育时，对当时的“华北”进行了一番历史诠释，强调“华北”作为一种特称，是七七事变前中日关系的一个聚集点，是由于日本实施所谓“华北政策”和解决所谓“华北问题”而形成的一个地域概念（余子侠、宋恩荣：《日本侵华教育全史》第2卷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7页）。张利民在考证出“华北”一词出现的时间之后，着重从国内外政治环境、报刊的传播作用、一些与民众关系密切领域的使用、行政管理机构和知识界的认定等四个层面，考察了华北概念的演变。他认为，在外国势力逐渐深入我国和国人注意维护主权的背景下，具有地域概念的“华北”一词通过媒体、社团、知识界和民众等多个路径的传播，被赋予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水利、地理等多重内涵，并借助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，成为人所皆知并广泛使用的具有空间概念的词汇；政府建立以“华北”冠名的行政管理机制，对华北成为地域名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姚焱超在重新审视“华北”一词出现的时间问题之后也指出，1931年以前，对“华北”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是各种形式的运动会，尤其是华北运动会、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，其中华北运动会举行期间，是报馆使用“华北”一词最为集中的时段。1931年以后，“华北”概念迅速在体育界降温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华北”字眼与日本侵略相连，频繁、集中地出现于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。在此过程中，“华北”的时代意义得到凸显，“华北”得到广泛传播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抗敌救亡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意志，“华北”的意义有所下降，“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的全体危机”。仲伟民和王正华在上述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申论，其认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民国时期“华北”概念运用的背后不仅体现了各方势力的博弈，而且也使得“华北”概念逐渐清晰化，现在官方意义上的华北概念（包括河北、山西、北京、天津、内蒙古一带地区）是很晚（20世纪40年代山东从政治上和地理上被划入华东以后）才形成的，且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他意义。二是在民国时期“华北”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，山东的情况最为独特，最初归属华北区域，但经过几番调整规划，最终成为华东的一部分。三是以华北为名的史学研究与“华北”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紧密相连。总之，进入21世纪以来，关于概念演变的讨论已经成为华北概念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历史学者通过各有侧重的讨论，使其演变过程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。空间范围的界定是华北概念又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备受学者关注的议题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历史学者主要从学理探索和研究实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。在学理探索层面，多数学者在讨论华北概念的缘起和演变等问题之后，将落脚点放在了华北空间范围的界定上。其中，罗澍伟认为，华北区域系指黄河以北、东北地区以南，关中地区以东，黄海、渤海以西的区域，差不多囊括了河北（直隶）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四省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。张利民将华北区域界定为京津和冀鲁晋两市三省、河南省一部分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（张利民：《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》，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5期）。仲伟民和王正华则认为，将明清时期的“华北”范围界定为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四省（包括北京）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和学术认同。在研究实践层面，学者多遵循“史无定法”的理念，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划分区域的空间范围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历史学者基本接受了施坚雅对华北空间范围的界定（从行政区划看，华北包括河北、山东两省，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和江苏、安徽两省北部，山西省东部和陕西省的一部分）。世纪之交，苑书义、乔志强等学者也对华北的空间范围作了界定。前者在研究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时，指出华北在地域范围上主要包括冀（包括京津）晋鲁豫和内蒙古地区，认为虽然“冀、鲁、豫在整个华北地区固然占有重要地位，并且有着较多的地理、人文因素上的共性”，但并不能涵盖整个华北的“小区”类型，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代表华北平原区，山西和内蒙古地区则“分别为另两个小区类型所属”（苑书义、任恒俊、董丛林：《艰难的转轨历程——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“卷首语”第3页）。后者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时，认为华北区域包括晋冀（包括京津）豫鲁四省及内蒙古、陕西部分相邻地区，“从地理范围讲，大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”（乔志强主编：《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》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4页）。2002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《20世纪华北城市近代化》，颇能代表当时部分学者对华北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。其中，有学者将晋冀鲁豫四省和内蒙古地区作为近代华北的空间范围，有学者沿用施坚雅对华北空间范围的界定，还有学者将山东青岛或山西临汾作为研究对象。2010年以后，樊如森在研究近代华北经济地理时，将华北的空间范围大体限定在民国政区下的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（樊如森：《中国近代经济地理》第7卷（华北与蒙古高原近代经济地理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—5页）。安宝在探讨华北“不在地主”与乡村社会变迁时，将近代华北界定为晋冀鲁豫陕和京津五省二市，“地域范围大致为北纬30°—40°之间，北与东北、内蒙古地区相接，南以秦岭、淮河一线为界，东临黄海和渤海”（安宝：《离乡不离土：二十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2页）。近年来，李里峰在考察土地革命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时，将山东、河北等省份作为空间范围（李里峰：《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：一项政治史的考察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1页）。王星慧在探讨华北根据地少年儿童生活变迁时，将山西、河北作为主要空间范围（王星慧：《华北根据地少年儿童生活变迁研究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，第6—7页）。由此可见，因研究取向和研究对象不同，历史学者对华北空间范围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总之，21世纪以来，史学界对华北概念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新进展，但在华北概念的缘起、演变和空间范围界定等议题上远未达成一致意见，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。